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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湖北日報訊 記者 林建偉
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，要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。
　　那麼，當前城鎮化建設存在哪些問題？新型城鎮化的突破點是什麼？昨日，來漢參加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的著名經濟學家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。
　　制度缺陷導致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
　　當前，中國工業化取得顯著成就。但周其仁認為，中國存在“工業化超前，城市化落後”現象。
　　2010年，世界城市化率為50.9%，工業占GDP比重為26%。在發達國家，城市化被視為工業化自然推動的結果。比較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的比值，美國、法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已經超過4，而中國僅為1.09。
　　至今，我國還有80%的人口滯留在農業和農村，周其仁認為，以往的高速工業化，是在城鄉隔離下進行的。城鄉分離政策，包括戶籍、住房、就業等一系列管理制度，造成城市化滯後。
　　他建議，當前正推進新一輪改革，應該在破除城鄉差別上多下功夫，使工業化和城市化關係和諧。
　　批評城市病的人都想住大城市
　　“如果誰在我面臨抱怨大城市擁堵，我會說‘要不你離開大城市’，對方必無言以對。”周其仁的一席話，引來臺下笑聲一片。他說，那些批評大城市病的人，恰恰想生活在大城市。
　　為什麼人們對空間擁擠、空氣糟糕、生活壓力大的城市生活，仍然趨之若鶩？
　　周其仁認為，高密度聚集創造更多的收入機會。去年，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，農村人均純收入7919元，城鄉收入相差3.1倍。“城鄉收入差距，是城市化的經濟驅動力。”
　　他判斷，中國城市化衝動強烈，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。
　　不用把每個地方都變成城市中心
　　周其仁認為，城鎮化需要推動四層改革。一是建立市場化制度，鼓勵人往高處走，並把人的能量釋放到最大；二是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，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，並使財產收益可流動；三是推動公共財政改革，推行公共服務均等化；四是推行城市行政架構改革。
　　他認為，改革將引發土地重新配置，如果權力主體不明，很容易引發侵權和衝突。需要明確界定農地承包權和宅基地使用權，使農民像城市人一樣擁有權威的法律憑證。
　　在國內，有些集鎮人口達到100萬，但行政級別還是鎮；在日本，不少城市人口只有5萬左右。周其仁建議，可以推行縣改市、鎮改市、地改市，把原來行政“外套”做大。同時考慮新添“外套”，新設特區城市、計劃單列市、開發區和新區等。“深圳市以前叫寶安鎮，沒有級別，設立特區後，30年人口漲了500倍。”
　　知識讓土地更值錢
　　當前，部分地區出現“棄城返鄉”跡象，一些大城市近郊，人們並不願意把戶口遷往城市。
　　周其仁認為，農村醫療和社會保障水平還不高，“棄城返鄉”一族看中的是，土地價格的上漲前景。
　　有北大學生告訴周其仁，畢業後想回家分塊地，不去找工作。“我勸他們，從長遠看土地是不值錢的，真正引起土地增值的，是人的思想。”周其仁說，目前計划到農村圈地的大學生越來越多，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，值得重視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四層改革助推城鎮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