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北日報訊 記者 林建偉
 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,要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。
  那麼,當前城鎮化建設存在哪些問題?新型城鎮化的突破點是什麼?昨日,來漢參加紀念張培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的著名經濟學家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。
  制度缺陷導致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
  當前,中國工業化取得顯著成就。但周其仁認為,中國存在“工業化超前,城市化落後”現象。
  2010年,世界城市化率為50.9%,工業占GDP比重為26%。在發達國家,城市化被視為工業化自然推動的結果。比較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的比值,美國、法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已經超過4,而中國僅為1.09。
  至今,我國還有80%的人口滯留在農業和農村,周其仁認為,以往的高速工業化,是在城鄉隔離下進行的。城鄉分離政策,包括戶籍、住房、就業等一系列管理制度,造成城市化滯後。
  他建議,當前正推進新一輪改革,應該在破除城鄉差別上多下功夫,使工業化和城市化關係和諧。
  批評城市病的人都想住大城市
  “如果誰在我面臨抱怨大城市擁堵,我會說‘要不你離開大城市’,對方必無言以對。”周其仁的一席話,引來臺下笑聲一片。他說,那些批評大城市病的人,恰恰想生活在大城市。
  為什麼人們對空間擁擠、空氣糟糕、生活壓力大的城市生活,仍然趨之若鶩?
  周其仁認為,高密度聚集創造更多的收入機會。去年,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,農村人均純收入7919元,城鄉收入相差3.1倍。“城鄉收入差距,是城市化的經濟驅動力。”
  他判斷,中國城市化衝動強烈,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。
  不用把每個地方都變成城市中心
  周其仁認為,城鎮化需要推動四層改革。一是建立市場化制度,鼓勵人往高處走,並把人的能量釋放到最大;二是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,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,並使財產收益可流動;三是推動公共財政改革,推行公共服務均等化;四是推行城市行政架構改革。
  他認為,改革將引發土地重新配置,如果權力主體不明,很容易引發侵權和衝突。需要明確界定農地承包權和宅基地使用權,使農民像城市人一樣擁有權威的法律憑證。
  在國內,有些集鎮人口達到100萬,但行政級別還是鎮;在日本,不少城市人口只有5萬左右。周其仁建議,可以推行縣改市、鎮改市、地改市,把原來行政“外套”做大。同時考慮新添“外套”,新設特區城市、計劃單列市、開發區和新區等。“深圳市以前叫寶安鎮,沒有級別,設立特區後,30年人口漲了500倍。”
  知識讓土地更值錢
  當前,部分地區出現“棄城返鄉”跡象,一些大城市近郊,人們並不願意把戶口遷往城市。
  周其仁認為,農村醫療和社會保障水平還不高,“棄城返鄉”一族看中的是,土地價格的上漲前景。
  有北大學生告訴周其仁,畢業後想回家分塊地,不去找工作。“我勸他們,從長遠看土地是不值錢的,真正引起土地增值的,是人的思想。”周其仁說,目前計划到農村圈地的大學生越來越多,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,值得重視。
  (原標題:四層改革助推城鎮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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